1999年夏天，我爸从澳洲商务考察回来，跟全家人说了四个字：矿不搞了。

那时候我读小学四年级，在山西，我爸是搞矿的。90年代那批人，但凡跟矿沾点边，日子都过得不错。我们家属于中上水准，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至少我没缺过什么。

我爸说要去澳洲，我第一反应是，澳洲是什么地方？

我妈跟我解释，蓝蓝的天，有沙滩，而且——她压低声音，像是在说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澳洲快乐教育，不用像在国内一样天天写作业。

我一下子就动心了。

2000年，我10岁，带着满心期待踏上飞往悉尼的飞机。我不知道的是，这一去，我的人生跟'中上水准'这四个字，再也没了关系。

家里面拿着卖矿厂的几百个W，听起来挺多，一到澳洲除以汇率5，再买个小餐厅，基本就见底了。我父亲烤烧鸭，我母亲洗碗，我做收银。一家三口，各司其职。

现在说起来像个励志故事，当时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晚上数钱的时候，我心里有多想离家出走。

在自家餐厅打工，什么感觉？

你干再多活，父母都觉得你吃他们的用他们的。客人多的时候我收银收到手软，客人少的时候我擦桌子拖地，但我拿的每一分钱零花钱，都是'家里给的'。

我读书也不行。不是我不努力，是我真的不是那块料。我爸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走仕途或者回国进体制，那是他那个年代的成功路径。但我在澳洲待了几年，看到的东西跟他看到的不一样。

我想要的，是证明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式。

所以，在我11岁那年，我就开始盘算一件事——离家出走。

不是赌气，是认真盘算。

我查了澳洲的法律，14岁零9个月可以合法工作。我算着日子，还有3年多。在这3年里，我忍着，在自家餐厅打工攒钱，攒的不是钱，是离开的资本。

我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花家里一分钱，你能活下来吗？

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那时候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一个人走在悉尼的大街上，口袋里没钱，但觉得很自由。醒来的时候，我又在自家餐厅的收银台后面，面对一盘盘烧鸭和一脸疲惫的父亲。

我爸是个话不多的人。他在烤鸭炉前面一站就是一天，汗流浃背。有时候我看着他，会想起他在山西开矿时的样子，那时候他穿衬衫，有人叫他'老板'。

现在他是'左师傅'。

我妈从来不抱怨。但每次洗碗洗到手指发白的时候，她会叹一口气，很轻，只有我听得见。

我们家花了两代人的代价，换来了澳洲的一张绿卡。而这张绿卡，在当时的我看来，不过是一张让我可以合法打工的纸。

14岁零9个月，我一天都没有多等。

那天早上，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塞进一个背包，趁我爸妈还在餐厅后面准备开市，从后门走了出去。

我没回头。

街上很安静，悉尼的早晨很冷。我走到最近的火车站，花了最后一张纸币买了张票，坐到悉尼的另一个区——一个我谁都不认识的地方。

我当时心想，小左，如果连这一步都迈不出去，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然后我在网吧睡了两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