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下午五点五十分。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广播里响起熟悉的提示音：“尊敬的参展商和观众，本届展会将于十八点整闭馆，请您提前做好离场准备。”

小左靠在展位后面的折叠椅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三天，整整三天。从9月2号早上九点开馆到现在，他几乎没怎么坐下来过。

展位不大，9平米的标准间，墙面上挂了七八件主打产品——180克重的运动速干T恤、带拇指扣孔的防晒骑行服，还有一件新开发的梭织复合面料冲锋衣，防水透气指数标的是8000/8000，接缝处全压胶。门口的简易衣架上还搭了几件客户寄来的样衣，做对比用的。公司在行业里不算大，做了七八年外贸，主要做欧美市场。老板老周这次没来，说“你们年轻人去就行，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小左知道老周的意思——今年生意不好做，能省则省。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三天下来，加了二十三个微信，其中真正有采购意向的不超过五个。有一个做球队批发的问了Polo衫的价格，开口就要3000件，但追问了“你们能不能做热转印队徽”之后就没下文了；一个欧洲买手倒是拿着自家的版单来问卫衣能不能做大身无缝圆筒工艺——小左连这个工艺都没听说过，只能回了句“我回去问问工厂”。对方点点头，走了。还有一个美国客户坐下来聊了二十分钟，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面料色卡，最后问了一句“你们用新疆棉吗”——小左回了“我们这款用的是100% Polyster，跟棉没关系”，对方回了个“OK, let me think about it”就再没说话。

“走了走了，关门了。”隔壁展位的阿杰拍了拍他的肩膀。阿杰比小左大两岁，做的是男装衬衫，公司规模差不多大。

两人一起往外走。展馆里的人流正在往外涌，拖着行李箱的采购商、背着相机的买手、举着手机直播的电商运营，密密麻麻挤满了出口通道。广播里的音乐换成了轻快的爵士乐，像是在催人快走。

“今年人倒是不少。”阿杰说。

“人是不少，但感觉都不怎么下单。”小左说。

“你也感觉到了？”

“废话。”

两人走到展馆外面，九月初的上海傍晚还有几分闷热。夕阳把国家会展中心的玻璃幕墙染成金色，门口的广场上三三两两站着抽烟的人，脸上都是那种“终于结束了”的疲惫。

“晚上怎么安排？”阿杰问。

“没啥安排，回酒店躺着。”

“别躺了，有个局。”阿杰掏出手机晃了晃，“老陈组的，说是几个老朋友聚一下，就在附近，你也来吧。”

“老陈是谁？”

“做牛仔的，山东那边的工厂，干了十几年了。还有Vivian，做运动服的，你应该听说过。”

小左确实听说过Vivian。圈子里挺有名的人，做了十多年外贸，从业务员做到自己开公司，主攻欧洲市场的瑜伽服和运动内衣。

“行，去吧。”

餐馆在展馆附近的一条小街上，门面不大，做的是本帮菜。包间里已经坐了四个人，除了老陈和Vivian，还有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老周介绍说是做帽子出口的，姓林，圈里人都叫他老林。另一个是个年轻女孩，看起来比小左还小几岁，阿杰介绍说是做童装的，叫小林。

“坐坐坐，别客气。”老陈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倒茶一边说，“今天展馆里站了一天，腿都断了。你们怎么样？”

“别提了，”阿杰一屁股坐下，“三天下来，有效客户一只手数得过来。”

“都一样。”Vivian放下包，抿了一口茶，“我们展位在对面那片，人流量还行，但质量不如往年。以前展会结束能跟十几个客户深入聊，今年能深入聊的就三四个。”

老林摇摇头：“帽子那边更惨。我做了十几年帽子出口，今年是头一回觉得展会这么冷清。”

小左没说话，默默听着。他入行三年，前两年虽然也有压力，但没觉得像今年这么难。

菜陆续上来了。老陈倒了一圈酒，举起杯子说：“来，不管怎么样，展会结束了，大家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先走一个。”

几杯酒下去，气氛慢慢松了下来。

“说真的，”阿杰放下筷子，“你们今年怎么样？我是指——真的怎么样？”

老陈叹了口气：“不好。非常不好。”

他掏出手机翻了几下，“给你们看个数据。我有个朋友在湖北做面料出口，他们公司对美订单今年下降了将近四成。有个做服装的同行更惨，对美订单全部取消。美国那边加征关税，最高到38.5%，客户还要你分担10%，你算算还剩多少利润？”

“涤纶长丝的价格今年一直在涨，从年初到现在每吨涨了快两千块。氨纶更夸张，供应紧张得要命。”老陈放下茶杯，掰着手指算，“我做牛仔的感触最深——靛蓝染料和各类水洗助剂都比去年贵了不少。成本在涨，客户却在压价，今年接单基本就是维持工厂运转，利润薄得像纸一样。”

“汇率也是个问题，”Vivian说，“我们做欧洲单的感触最深。欧元忽高忽低，有时候一个订单从报价到收款，中间三四个月，汇率一波动，本来就没多少的利润又少一截。”

“我们也是，”Vivian说，“今年美国那边的订单少了至少三成。以前有个合作了五年的老客户，每年固定走三个货柜的瑜伽裤和运动内衣，今年只下了半个柜。客户不是说不要了，是告诉你‘再等等’‘再看看’。等什么呢？等关税降？等越南那边把样品费报出来？”

“东南亚确实便宜，”老林说，“我去年去胡志明市旁边的一家帽子工厂看过，一个熟练缝纫工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两千出头，我们这边没个五六千根本留不住人。地租也便宜，同等的厂房面积，他们只要我们四分之一。同样的棒球帽，硬挺的六片式结构，他们的报价能比我们低15%到20%。但问题是——他们做不了复杂的刺绣，帽檐的弧度也总是差一点，线头处理得不够干净。”

“那你们怎么办？”小林问。她是几个人里最年轻的，入行才一年多，脸上的焦虑藏都藏不住。

“能怎么办，”老陈苦笑，“硬扛呗。有些单子明知道不赚钱也得接，不然工厂停了更麻烦。今年江浙那边已经有三成左右的中小织厂停机了。‘开工即亏损，停工则倒闭’——这话不是开玩笑的。”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

小左想起自己公司的情况——年初到现在，美国订单少了将近一半。老周上个月还在说“再撑一撑”，但这个月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裁人。

“不过，”Vivian突然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所有人都看向她。

“我今年接了一个俄罗斯客户的单子，到现在做了三万多件，货值一百多万。”

“俄罗斯？”阿杰有点惊讶，“那边不是价格低、付款难、交期还特别赶吗？”

Vivian笑了：“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有时候，你越抗拒的市场，恰恰藏着越大的机会。”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讲起了那个俄罗斯客户的故事。

小左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动了一下。

窗外，上海的夜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